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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鉴于前述已经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苏嘉鸿构成内幕交易事实不清，因此对本案被诉处罚决定违法所得计算是否正确的分析已显得没有必要，不再论述。需要指出的是，本案违法所得具体计算是否正确的讨论或许不再必要，但对于本案关于违法所得计算标准及其依据的争议仍有必要予以回应。法院注意到，苏嘉鸿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提出被诉处罚决定对违法所得的计算有悖于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中关于违法所得的计算标准和方式；中国证监会在被诉复议决定中指出该认定指引属于内部制定的指引性、参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在本案二审诉讼过程中，中国证监会又提出，该指引制定于2007年，较为陈旧，目前在处理内幕交易案件时原则上已不参考该指引的内容。对此，法院认为，行政处罚不仅要合法，还要公正，而且公正不仅要实现，还要以当事人看得见、容易接受的方式实现。违法所得的计算标准和方式，不仅涉及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公正性问题，也直接影响被处罚人的重大财产权益，理当标准明确、方式清晰，并公之于众，具有可验证性，以提升当事人对违法行为制裁后果的预期，也有利于对行政处罚进行事后监督。本案中，尽管中国证监会主张其制定的《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为内部参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且较为陈旧，执法中已不再参考该指引的内容，但法院注意到，该指引能通过互联网等公开渠道查询到，且其中包括违法所得计算标准和方式等直接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内容，在没有证据表明该指引已被明确废止的情况下，即使该指引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被处罚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评价行政处罚违法所得计算是否合法公正的重要标准，因此，苏嘉鸿在本案中主张适用该指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证监会如果要否定苏嘉鸿的该主张，仅有该认定指引属于内部参考文件、违法所得的计算惯例以及证券交易所计算专业统计作为答辩理由，显然是不够的，而且计算惯例以及专业统计的合法性本身，同样需要清晰、公开的标准加以衡量。被诉复议决定认为“本案违法所得的计算符合法律规定，计算数据准确”，只有寥寥数语，没有相应的理由说明，看不出中国证监会认真审慎履行法定复议监督职责，这样的决定也很难让人信服。对此，法院认为，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监管专门机关，此前制定《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是促进自身行政权力依法公正行使的重要方式和有益尝试，即使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认为该指引的许多内容需要与时俱进进行更新，那也有责任且有能力修改完善该指引。如此，既可以为自身执法提供规范指引，推进执法规范化，也可以给市场主体提供行为指引和法律预期，提升执法行为的可接受性，最终促进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规制效果。该建议，希望中国证监会认真考虑和采纳。

香港《亚洲周刊》28日发表评论称，元朗暴乱传递出的信息并不是表面上那样单纯，其中罪魁祸首之一就是香港长久以来被“反中”媒体培养出来的“恐中”思维及贫乏的世界观，即认为“中国”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而“西方”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答案。文章称，不客气地说，香港一般的世界观是这样：“国际”等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香港普遍看不起“其他地方”，欠缺在国际局势变化中重新自身定位的能力，唯一依赖的还是从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买办人”余晖。

吴向东离职华润的消息在市场流传数月，如今终于官宣。2月12日，华润置地（01109.HK）发布公告称，吴向东因个人职业发展规划辞任公司执行董事、提名委员会主席、企业管治委员会成员及执行委员会成员。唐勇获委任为公司董事会主席，以及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

我们希望李总理在9月份提出的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进一步下调增值税税率的研究能够尽快出台。只要我们坚持一手去杠杆收货币、驱逐违约劣币，一手大幅减税、奖励良币回归，就有希望重建良币驱逐劣币的正循环。政策强调公平，并未否定效率。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减税的巨大作用。例如美国的特朗普其实就是靠减税、推动美国经济和股市的持续繁荣。而在中国政府宣布个税的大幅减免之后，其实上周的A股市场也一度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说明减税确实能振奋人心。

东方恒正尚未取得*ST步森控制权公开资料显示，步森股份主营业务为男装品牌服装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以“步森男装”为主打品牌。公司还在向“金融科技+传统产业升级”方向的转型。2014年，步森股份开始寻求转型，并于当年8月宣布了与广西康华农业股份有限公司41.7亿元的资产重组方案，但不到三个月便宣布终止资产重组。

而在18年以来，中国经济再次出现了明显的下行。可以发现，我们过去每一次遇到经济下行，都倾向于通过举债的方式来应对，每一次都可以解决短期经济的问题，但是好景不长，往往过一段时间经济压力又会卷土重来。而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因为靠举债发展只会创造经济波动，而不会创造经济增长。